在不知谈收了若干“捐献”的银子后，乾隆二十七年二月，公元1762年3月，第三次下江南、下驻在扬州天宁寺行宫的乾隆大帝，给14名来自徽州的盐商各自颁赐了官爵。

对此，乾隆大帝舒心地说：

“朕这次南巡，扫数两淮商众，经办差务，都能奋勇急公，宜沛特恩。”

为了这次卓尔不群，14名盐商具体“捐纳”了若干银子“效忠”，史册莫得明确记录，但关于扬州徽商之富，乾隆皇帝则早有耳闻，那时，扬州徽商总老本至少在五千万两银子之巨，而清朝在乾隆时期堪称巅峰，国库最高存银不外也就7000万两，以至于乾隆皇帝惊奇谈：

“富哉商乎，朕不足也。”

扬州徽商们也勇于“捐纳”：以乾隆朝的知名盐商鲍志谈（1743-1801）为例，只是他个东谈主辞世期间，就先后向清朝政府“捐纳”了2000万两白银和12万石食粮（约合1440万斤）。

彼一时期，徽商，是帝国毫无疑问的第一商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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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商，崛起于明朝中世。

关于统率一府六县，即歙县、黟县、休宁、祁门、绩溪、婺源六地的徽州府来说，这里向来有“七山半水半分田，两分谈路和庄园”的成语，由于可用耕作的地盘奇缺，东谈主口急剧增长的徽州东谈主一直处于难以自足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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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代时，徽州（新安郡）当地东谈主口仅有5000户，然而跟着晋室南迁和南北朝时期的握续激荡，朔术士民开动持续南迁，此后，在唐朝安史之乱以后、北宋靖康之变后，南迁的华夏东谈主民持续补充着徽州的东谈主口，到南宋初年，徽州东谈主口也曾达到了12万多户，到明代时，徽州东谈主口进一步飙涨至56万户，到清末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徽州东谈主口更是达到了247万东谈主，由于东谈主多地少，营生长途的徽州东谈主被动着开动沿着新安江等水谈大范围走出深山，去外界打拼一派六合。

在明清两代的徽州，宽广流传着这么一句话：“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包袱雨伞，夹着就走。”尽管营生长途，但行动华夏世家巨室外侨的后代，怜爱老师的徽州东谈主宽广会将子女送往私塾就学，然后到十三四岁时再让孩子出门闯荡，在这单方面积仅有1万多平素公里的局促府地上，却是“十家之村，不废朗读”。

由于大范围的东谈主口出门做生意营生，到了明代时，明朝东谈主王世贞就也曾叹气地说：“徽俗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原理是说徽州东谈主十分之三在家务农，十分之七在外做生意，“贾居十（分之）九”、“徽东谈主十（分之）九为商”。

在这种巨大的出门做生意东谈主口的扩散下，到了明代时，徽州东谈主出现了以长三角为基地的“一大块”、以长江和大运河“两条线”为辐照通谈，“星星落落遍天下”的分散生态，到了明朝中世，跟着以盐商为代表的商东谈主群体的崛起，徽商，开动行动一个帝国商帮，在中华地面上冉冉腾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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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徽商的代表，盐商，是徽商中最势大财雄的群体。

明朝初期，为了与朔方蒙古东谈主抵抗，明朝政府在朔方漫长边境上成立了9个边镇驻军设防，为了诱骗商东谈主向驻军输送军粮，那时明朝政府礼貌，商东谈主惟一向朔方边境输送食粮贩卖，智商交流到盐引（一种贩卖食盐的官方字据），然后到指定地点倒卖食盐营利。

主场作战的国米由帕瓦尔携手巴雷拉、姆希塔良、图拉姆、劳塔罗等悍将一起首发，做客的罗马队由帕雷德斯携手卢卡库、略伦特、曼奇尼、恩迪卡等悍将一起首发，穆帅此役禁赛无法现场指挥。

比赛伊始，广东中锋徐昕连续失误，在防守端又屡屡被莫兰德惩罚。

由于古代食盐的稀缺性和倒手买卖存在的暴利，因此尽管路途远方，徽商仍然不远沉踏上了北启程途，但由于地舆距离等要素，在明朝中世昔日，徽商的盐业生意老是作念不外相对朔方较近的山西商东谈主和陕西商东谈主。

明朝中期以后，跟着白银成为通用货币，于是在明朝弘治五年（1492年），户部尚书叶淇改造盐法，礼貌商东谈主不再需要向边境运载食粮，只须向政府盐运司交纳银子，就不错交流到盐引贩盐，这一变革，史称“开中折色法”，跟着变革的推论，原来的塞外商屯缓缓解体，边境商贸日趋阑珊，于是，原来计划边境贸易的晋商、陕商转而南下位处两淮地区要隘的扬州从事买卖，而这，也给了徽商以崛起的历史机遇。

由于东临黄海，西接运河，明清时期，扬州成为了中华帝国两淮地区的盐业中心，而到了清朝乾隆时期，两淮地区每年的钱粮更是占到了天下交易税收的50%，其中主如若盐税，可谓“关系国库，最为进军”，而在帝邦交易中心与晋商、陕商的较量中，行动略胜一筹的徽商缓缓自后居上，最终险些把握了两淮地区的盐业计划，从而奠定了徽商行动商帮在帝国里面的崛起。

明朝中世时在扬州，徽商底本与晋商、陕商平分天下，那时在扬州，以徽州话和陕西话最为前锋，因为当地东谈主合计讲这种话的东谈主最有钱。但在明朝中世袭晚明的交易竞争中，文化老师不高、较为保守鄙吝的晋商和陕商，缓缓在与具有文化基础底细的徽商竞争中败下阵来。

那时，与晋商和陕商大多是碌碌窝囊的大老粗比拟，徽商即使是学徒和小弟，也宽广在家乡摄取过基础老师，而与发财后仍然一稔破皮袄、嚼大饼的晋商和陕商比拟，徽商却勇于修园林、建书院、养梨园，况兼对官员行贿脱手大方。

关于从科举诞生的官员士医生来说，有钱况兼文化教养颇高的徽商，是既舍得给钱、又能共谈诗文的金主和儒商，举例晚明时期累代贩盐的扬州徽商吴彦先（1555-1624），其文史学问致使连一些那时大儒都自感汗颜，由于他经天纬地，因此在官府和商界都享有斯文权威。

由于徽州善于抱团计划，因此到了明朝万积年间，徽州歙县的县志《歙志》就记录说：“今之所谓大贾，莫有甚于吾邑（歙县），虽秦晋（陕商晋商）间有来贾于淮扬者，亦苦一又比而无多”，与荒芜计划的陕商晋商比拟，在那时的两淮地区和扬州，“苦一又比无多”的陕商晋商，此时也曾在交易竞争中十足败给了抱团取暖又勇于“赐与”的徽商，不错说，不管是玩文、玩钱照旧玩东谈主多，徽商在两淮盐业计划中都缓缓插足了把握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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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宋明理学的奠基东谈主程颢、程颐和集大成者朱熹的祖籍地，徽州在明代开动就被称为“程朱阙里”、“东南邹鲁”，徽州成语宽广流传闻：“养儿不念书，不如养口猪。三代不念书，不如一窝猪。”

恰是在“世间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天下等一件功德照旧念书”的理念训诲下，徽州在古代科举中开动急剧崛起，据统计，从宋代到清末，徽州选取进士的共有2086东谈主，并坐蓐了28位状元，占据中国历史状元总和的二十四分之一，以单一城市而言，徽州的状元东谈主数，仅次于苏州府。

由于怜爱念书、政事资源广布明清两代，这也为徽商在政事上提供了添砖加瓦，而徽商在发财致富以后，也将子女念书致仕行动保险眷属累代计划的不二法宝，对此，明代徽州东谈主汪谈昆（1525-1593），就将徽商眷属的这种特质描摹为“贾而好儒”、“左儒右贾”。

以汪谈昆本东谈主为例，他的眷属即是累代计划盐业，家业豪富，到了他这一代，父亲刻意计划让他念书致仕，汪谈昆也不负众望，23岁就选取进士，尔后更是官至明朝兵部左侍郎（超越于国防部副部长），与戚继光等东谈主沿路成为明朝末年的抗倭名将，而在儒商、部级高官的布景除外，汪谈昆照旧别称戏剧家，也曾撰写有《高唐梦》、《五湖游》、《远山戏》、《洛水悲》等剧作。

在“左儒右贾”的政事资源复旧下，徽商的政事路线也被马上拓宽，以明朝为例，徽州就出了也曾当过兵部尚书、太子太保和七省总督的胡宗宪，另外还有也曾当过明朝礼部尚书和文渊阁大学士的许国，到了清代时，徽商“以商养文”更是相似开出“硕果”——举例诞生盐商豪富眷属的曹文埴、曹振镛父子，二东谈主就先后选取进士，况兼都担任过军机大臣，历经乾隆、嘉庆、谈光三朝而不倒，其眷属可谓政坛常青树，而也曾当过军机大臣和户部尚书的曹文埴，由于老乡关系，跟扬州徽商更是关系密切，其中乾隆六下江南，让徽商等各路商帮“奉献”、“捐纳”等各式事务，即是曹文埴在一手安排。

而这种徽商累世耕耘的政事与交易的阴沉连合，也为徽商在盐业、典当、茶叶、布疋等各式生意中取得了各式关系深厚的政事资源卵翼，堪称中国政商连合的至高典范。

也即是在这种善于攀附和“捐纳”，正如乾隆在扬州犒赏徽商官爵时所说“奋勇急公”的布景下，徽商在履历明末清初的干戈激荡后再次崛起，并通过政商串通、缓缓把握了那时中国最大的盐场、两淮盐场的交易贸易。

关于徽商的善于“奉献”，清廷和父母官员也一直是投桃报李，赐与了徽商诸多把握权力，那时，两淮盐务中设有“总商”，乾隆期间更是出现了权力空前的“首总”。徽商江春就担任过“首总”，这些“总商”乃至“首总”，既是两淮众商的代表，又是官府与盐商之间的联系东谈主，实质上领有半官半商的身份。

以徽商豪富江春（1720-1789）为例，乾隆六次下江南，江春都参与了迎送和理财，其一世共向清廷“捐纳”多达1120万两白银，而乾隆则将江春犒赏为“内政府奉宸苑卿布政使”，正一品“光禄医生”，在每次任命新的两淮巡盐御史时，乾隆致使都会嘱咐新仕宦说：“广达（江春）东谈主训诲，凡事要多与他盘考。”而江春更是因为“通宵堆盐造白塔，徽菜接驾乾隆帝”等事业，而被称为“以布衣结交皇帝”的“天下最牛徽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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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政事的索如若无度的，徽商在乾隆朝迎来巅峰之际，亦然其雕残之时。

以乾隆朝第一红顶商东谈主、扬州徽商江春为例，乾隆多达六次下江南、清廷卜昼卜夜的政不断财，以及不停的政事“捐纳”任务，也让一度富可敌国的江春濒于收歇，除了乾隆下江南时要理财“奉献”外，在乾隆没下江南的日子里，乾隆三十六年，江春就为皇太后八十寿诞捐银20万两；乾隆三十八年，清廷用兵金川，江春又捐银400万两；乾隆四十七年，黄河筑堤，江春捐银200万两；乾隆五十三年，台湾林爽文举义，江春又被动“捐献”军费200万两，而这还只是明面上的政事捐钱，私下面的行贿和政不断财更是险些奢侈了江春的家底。

到江春晚年，江家日益败落，江春在1789年身后，谈光年间，财务日渐亏本的清廷随后以整顿盐务为名，逼令江家必须再交出40万两银子，而家底也曾掏空的江家后代无力支付大量罚金，最终惨遭抄家。

清廷则十足忘了，乾隆朝的第一红顶商东谈主江春，只是明面上的“捐纳”就高达1120万两白银的“政事奉献”，对他们来说，也曾被掏空家底的红顶商东谈主，也曾不再具有应用价值了。

而江春眷属的败落，也打开了徽商商帮举座雕残的帷幕。

明清两代，徽商通过政事串通等本事险些把握了帝国的盐务计划，但把握的代价即是各式明面或暗下面的高额行贿和政事“捐纳”，羊毛出在羊身上，为了转机包袱，徽商于是将重任又转嫁到盐价等商品上。

以康熙朝（1662-1722）为例，那时江南的仪征、通州等地由于距离两淮等产盐区较近，每斤盐只卖二三文钱，但到了江西、湖广等地，每斤盐价则高涨到了二十文钱不等；跟着官府盘剥的日益加深，盐商的售价也持续举高，到了谈光年间（1821-1850），湖北汉口的盐价也曾去到了每斤四五十文，而有的方位则高涨到了每斤八九十文，更有甚者部分偏远地区，盐价高达几百文钱一斤。

行动盐业把握和官商串通导致的政事代价，跟着时分的推移，清朝的盐价也持续飙涨，以致到了普通老匹夫也曾无力承担的地步，在此情况下，匹夫只得通过购买价钱相对低廉的私盐来科罚日常所需，由于持续高涨的盐价导致私盐大范围泛滥，徽州盐商的官盐买卖也日渐滞销，但清廷礼貌的年销售额却是要年年交款的，由于所欠的盐款即盐课越来越多，没意见，徽州盐商只得向清廷央求进行分期付款：或分15年偿还，或分30年偿还。

到了谈光年间，以徽商为主的两淮盐商所积欠清廷的盐课，已达到了几千万两白银之巨，由于盐商在政事重压之下根底无法还款，而普通老匹夫则因为盐价太贵吃不起盐，为了蜕变这种困局，谈光十二年（1832年），两江总督陶澍为了斥革淮盐积弊，开动冲破徽商把握两淮地区盐业计划的把握时势，下令只须有银子，都不错向官府购买盐票进行贩卖，史称票盐法。

票盐法开动实施后，缓缓激活了两淮地区的盐业计划，不仅股东了盐价的下落，而且使得两江地区的岁收加多了1000多万两白银，跟着徽商盐业把握特权的被冲破，徽州盐商也开动急剧雕残，而由于盐商在徽商商帮中的实力最为淳朴，徽州盐商的轰然倒塌，也全面明示了徽商雕残的将来。

对此，徽商们思出来的意见，即是到处砍桃树泄愤，因为桃跟票盐法的推论者陶澍的“陶”同音，于是有东谈主写诗戏说这件事说：

“戏他桃花女，砍却桃花树。

兴衰本有自，何须怨陶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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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徽州盐商雕残的同期，1851年，太平军之乱爆发了。

从1851年到1875年，太平军和捻军先后在南朔方握续兴起，战火等闲涉及清朝18个省的600多座城市，由于干戈导致商路断交，这就使得徽商们的日常计划陷于瘫痪，“自经兵灾，船稀商散”。

迫于动乱，徽商们开动无数目返乡避灾，然而他们万万没思到的是，1854年太平军先是攻占徽州祁门，随后太平军与清军在徽州伸开了长达12年的拉锯战，不管是太平军照旧清军，都在徽州民间实施了阴毒的劫掠——“曾国藩驻师祁门，纵兵大掠，而全部窖藏一空”，太平军在徽州期间则“洗劫尽家有，不复遗余粒，逢东谈主便搜囊，敲诈金银亟”。

在阴毒的干戈涤荡和相继而来的疫疠、苦难侵袭下，行动徽商大本营的徽州也受到了澌灭性打击，以致于曾国藩都在上奏清廷的奏折中写谈：

“皖南及江宁各属，市东谈主肉以相食，或数十里野无耕耘，村无炊烟。”

在二十多年的干戈涤荡下，徽商商帮从南到北一派哀鸿遍地，继盐业除外，茶业、典当业、木料业等徽商传统主营风物也都受到了致命性的摧折，而在先后安祥太平军和捻军之乱后，徽商们也猛然发现，即使干戈停歇，他们所濒临的外部环境也猛然巨变了。

那时，行动中国传统的“出口创汇三宝”（茶叶、陶瓷、丝绸），茶叶贸易跟着英国东谈主在印度和斯里兰卡等地的大范围引种茶叶，出口也曾日渐雕残；而欧洲东谈主自产的陶瓷质地也越来越优胜，冉冉取消了对中国瓷器的入口；在生丝和丝绸方面，日本和欧洲的养蚕业和丝绸业也持续崛起，中国的市集份额持续萎缩。

与茶叶、陶瓷、丝绸等出口业务缓缓萎缩乃至隐没相背，异邦的机器编织布疋等优质商品则持续输入中国，在此情况下，行动徽商除了盐业外的第二大主营业务，茶叶贸易也在徽商商帮中缓缓没落，另外，计划布疋生意的徽商也缓缓被淘汰出局，在传统的各项主营业务上，徽商受到了险些是全面性的致命打击。

而行动终末鲁殿灵光的徽商大佬，先是倚靠浙江巡抚王有龄、仕进商和军商生意起家的胡雪岩，在王有龄抵抗太平军失败自尽后，又接着投奔湘军和左宗棠，成为了左宗棠和湘军东讨西伐、财政运转的左膀右臂，并通过湘军和左宗棠的卵翼计划银号、典当、药业、茶叶、生丝等生意。

1882年，胡雪岩因为与异邦洋商进行生丝大战失利出现了大量亏损，在此情况下，向来与湘军流派分手的淮系李鸿章立即指派官商盛宣怀出马，一方面拖延本来要支付给胡雪岩的官银，另一方面则大范围散布音问、挑拨储户到胡雪岩的银号进行挤兑，在多重失利和以李鸿章为首的淮系势力强势打压下，胡雪岩历时三十多年缔造的交易帝国，最终在短短几个月间便蓦地坍塌。

1884年，胡雪岩最终在贫恨凹凸中邑邑而终，临死前，他对着子孙们嘱托说：

“白老虎（白银子）可怕！”

而胡雪岩的死，也成为了纵横明清两代300多年的徽商终末的真正写真，也曾贵为帝国第一商帮的徽商，至此透顶陨落东谈主间。

参考文件：

庞利民：《晋商与徽商》，安徽东谈主民出书社2017年版

王世华：《第一商帮》，安徽师范大学出书社，2016年版

赵焰：《徽商六讲》，安徽大学出书社，2014年版